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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央视‘百家讲坛’黑幕”之说在社会上不胫而走,称该栏目向主讲人要求“讲座”+“出书”捆绑,剥夺他们的出版自主权,主讲人的稿件必须交于央视“钦定”的某法制类出版社出版,内情是该社社长系央视某高层领导的夫人。此消息真伪如何?坊间议论纷纷。近日传出明史权威毛佩琦“换社”事件,《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一书改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一直与毛教授接洽出版事宜的东方出版社最终未能如愿。 “聚宝盆”之争 东方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都不是传言中的法制类出版社,毛佩琦“换社”事件使“剥夺出版自由权”的说法不攻自破。 央视“百家讲坛”成为出版社的经济增长点,去年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成为了年度超级畅销书,为图书出版界投入了一枚重磅炸弹,此后“百家讲坛”成了出版业瞄中的“聚宝盆”,出版社疯抢讲稿。毛佩琦《明十七帝疑案》讲座的讲稿同样受到了出版社的关注,此前包括出版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的东方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参与竞争,最终花落光明日报出版社。 毛佩琦在“百家讲坛”主讲的《明十七帝疑案》讲座,收视率排名位于去年“百家讲坛”所有讲座的第二位,掀起了民间“明史热”。虽是明史专家,但毛佩琦的讲座去掉了理论研究艰涩的外壳,选用了一种通俗的方式展现内核,既做到了尊重历史、逻辑严谨,又生动有趣、深入浅出。他认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朝代,社会发展“治隆唐宋”,疆域拓展“远迈汉唐”,这段历史最应该被人们重新认知。毛佩琦有一批“毛线”拥趸,对他的观点推崇备至。 黑幕说只是“传言”? 光明日报出版社以出版文教宣传图书为主,该书编辑表示:我们看中了毛老师对于明史的透彻研究,他的观点新颖、理论扎实,对于普及明史、引导读者正确认识历史非常有益。特别是很多普通读者对于明史有片面甚至歪曲的认识,而《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能起到很好的“矫正”作用。 业内人士分析,央视“百家讲坛”对于主讲者出版应该并无过多的限制,百家讲坛系列作品的出版还是存在于良性的竞争当中的。此前《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正说清朝十二帝》等百家讲坛系列也分别是由东方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出版单位出版的,不存在“钦定”一说。 此次出版的《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是“百家讲坛”栏目宣讲的《明十七帝疑案》的上半部分,重点介绍了明朝前半期的一些历史疑案,涉及从太祖朝到宪宗朝大约一百二十年的历史。下半部书稿正在整理当中,随后即将出版。 (记者 黄静) 相关阅读: 百家讲坛超级教授的低成本独角戏 对于央视的《百家讲坛》而言,现在真是最好的时节。 2006年第一季度,这个节目在央视十套的综合排名位居第一。阎崇年、刘心武、易中天等“超级教授”一次又一次为这个其貌不扬的讲坛带来新的追捧者和话题制造者。在这个电视讲坛,知道分子打败了比尔 盖茨和吴宗宪,重新成为偶像。 电视并非越热闹越好 对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而言,半年前“睡到自然醒,醒后去遛狗、泡茶、看书、吃饭、睡一觉、上课”的悠闲生活已经一去不返。作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之一,他每天的时间早已被写讲稿、录节目、接受或推辞采访、开各种跟电视讲坛有关的会议所占据。他似乎过上了一种超级教授的后现代生活——— 在百度贴吧上有了一批拥趸,自称“意粉”或“乙醚”;出门要戴上墨镜;被称“学术明星”;被当做“易中天现象”,用流寇主义形容自己;不定期被推测、表扬或批评。 “我到北京后一直关机,没见任何出版社和媒体的人。况且说一句大胆的话,我还需要炒作吗?”5月22日,易中天和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合作的《品读三国》举行了一个招标会,易中天的这句话让现场记者们精神一振,纷纷挥笔记录,打算跟着易教授一起大干一场。“你真的完全没有想过《百家讲坛》为什么这么火?”面对记者的问题,被一再追问的易中天只是笑:“是啊,我自己都觉得奇怪啊,就一个学者。包括我在内,大多数其貌不扬,既非帅哥又非靓女,年纪都比较大,在那儿不停地像上课一样讲,居然这么火爆。有人关注这个现象,作为一个文化现象也好,社会现象也好,传播现象也好。它都有这方面的专家去研究这个问题。我是做事情的,做得好还是不好都由别人去说。我事前既没有策划,事中也没有刻意,所以事后我也用不着分析。” 但《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万卫却是想象过的:“过去我曾经对大连的一份报纸说过,2005年是讲坛年。我个人体会,电视不是越热闹越好。”他认为,2004年阎崇年的《清帝十二疑案》带出《百家讲坛》的第一次飞跃;2005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以及易中天、孔庆东、周思源、马瑞芳等学者的受欢迎带来的第二次飞跃;2006年易中天“品三国”的开讲直到图书竞标让这个电视讲坛的发展“达到了最高潮”。“你来《百家讲坛》之后,你会获得成功,这种成功是你在书斋里、大学里做不到的。也就是说你会受到观众的喜欢。他们成为明星是《百家讲坛》品牌化的一个手段,我们的识别、我们的标志就是我们优秀的主持人。选择一个最受大众关注的主讲人,再给他一个大众感兴趣的选题,就是我们最大的包装。”万卫如是说。 面向不读书的人 央视综合排名制度是中央电视台实行末位淘汰的主要数据。同样是文化节目,《读书》早就被淘汰了,为什么没有美女主持、没有Showtime、没有八卦、低成本的《百家讲坛》能够成功?万卫的观点是大众化:“《读书》指向的是精英,我们面向的是不读书的人,哪怕你一本书不看,也能看懂《百家讲坛》。” “所谓大众,其实就是以初中文化水平来衡量。你再大的学者,能否讲得让初中文化水平的人听懂,能否让15岁的孩子感兴趣?如果他们听不懂,你得改;如果你改不了,就上不了《百家讲坛》。”万卫说,《百家讲坛》和其他同类节目不同,如《世纪大讲堂》主要以思想见长,而《百家讲坛》传播文化;《世》以新锐思想吸引精英注意,《百》以平实讲述传播文化;一个以精英,一个以普通大众为接受目标。《世》是周播栏目,需要有闪光的点;《百》是日播栏目,可以做得更细更大——“他们做点,我们做面和线。” “很多时候,观众需要一点沉静,需要对他的精神、生活有提升作用的东西,需要得到一些生活中不能得到的东西。我们看到观众对传统文化有一种求真的欲望。这不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只要有观众需求,这种节目的红火必然会出现,不是《百家讲坛》就是其他节目。” “他们还算客气,还没有把我妖魔化” 记者:我看过上海的一份报纸,说你在机场戴上一副墨镜,一下飞机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你的这个形象好像已经被勾勒成明星形象? 易中天:媒体想把我勾勒成什么,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们还算客气,把我明星化,还没有把我妖魔化。杨澜采访我的时候也说到这个问题,现在社会就像一个大染缸,所有人都拎到里面去染一下,把你丢出来,你自己去洗干净吧。我就不洗自己啦,爱怎么说怎么说。戴墨镜也是没有办法,走哪儿都被认出来…… 现在是戴也不是,不戴也不是。不戴,麻烦更多;戴呢,人家说你做秀。做人难嘛。电视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人带来好处,更多的人认识你,关注你,你的思想你的观点就更便于传播了。但你必须付出代价,就是你的私人空间越来越少,个人隐私越来越保不住,家庭生活严重受到干扰。现在我想保护自己是保护不了的,我到了北京手机就关机,回到厦门就交给太太。 “为什么要把学者和社会隔绝开来?” 记者:应该说《百家讲坛》让我们看到了学者的潜力。你在招标会上说过,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个你思考了10年的“终极问题”。这是否是学者的另一种出路? 易中天:我说过,人文学科的终极问题就是人的幸福,其中就包括了当下正在生活着的人们幸福。因此,应该有一部分人文学者———我强调一下,一部分,走出书斋,走出学院,走向社会,走向民众。我们应该尊重每个学者个人的选择,有的学者愿意呆在家里不出去,那是他的自由,也是他的权利。有些学者愿意走出去,你也不需要说三道四。哪一种选择都是合理的。现在媒体偏要在那里无事生非、挑拨离间、兴风作浪,硬要挑起这样的一些问题,我觉得甚为无聊。我希望媒体的品位高一点。 记者:“走向民众”与“人的幸福”到底是什么关系? 易中天:作为人文学者,肯定有一部分人关心人性问题,人的活法问题,如何做人的问题,诸如此类的,他会有一些研究,有一些结论,毕竟他读的书多一些。学历史的,他可能在历史中看到很多故事,可以给我们今天很多借鉴。他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和社会共享,这个是做好事。为什么要把学者和社会隔绝开来呢? 记者:大部分电视观众的文化层次可能不会特别高。像《百家讲坛》这样,是想普及文化知识呢,还是告诉他们某些关于学术的、深刻的内容? 易中天:其实在我看来,越是高级的东西越简单,越是真理越凝练。深刻和晦涩不打等号。深刻的东西往往可以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出来。 记者:你觉得你做到了吗?易中天:我在努力做。 “做这个节目要有编剧、导演、演员的素质” 记者:将深刻的东西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你说过的,每次在录节目前,要花上几乎所有的空余时间进行准备的原因吗? 易中天: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对历史的理解,是已然有的。倒不是说要准备它,材料也是掌握的,只是需要核实一下。我的一部分功夫是用在核实上面。由于《百家讲坛》观众要求高了,还希望你所说的东西在历史有记载证据。书本上的、古史的东西,要转化为现代的,这是第一个;头脑里的东西,转化为书面的东西,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转化,要从书面的东西,转化为电视的东西、口头的东西。你在写东西的时候,要严格按照电视的规矩来做。 电视的规矩很重要的就是它的时间性。《百家讲坛》每一集是43分钟,去掉片头片尾,插播广告、片花、隔断等等,是38分钟。要38分钟之内围绕一个主题来进行讲述,你的举例、表述,哪个问题先讲,哪个问题后讲,这是要花心思的。我们要求一集一个选题,若干悬念,每集的结尾还要有一个悬念把下一集勾出来。这些都是要规划的。 实际上,我的说法是,《百家讲坛》就是一场自编、自导、自演的学术独角戏。要有编剧、导演、演员的素质,还要保证你的学术性、完整性。 记者:你好像跟《百家讲坛》学了很多电视技巧?是不是有《百家讲坛》的人经常给你洗脑? 易中天:好像没有吧哈哈。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还是要沟通的。他们也会根据他们对电视的理解,对我的讲稿提出意见。早期的编导都会做这些工作,说:易老师,你开始讲这一段不太吸引人,要怎么调整一下,或者把某个问题放在后面讲,某个问题放在前面讲,说你的悬念设计得不是太好,是个“伪悬念”,看起来是悬念却不是悬念。每个主讲人都有这个过程。我应该说属于反应特别快的,现在他们已经不跟我沟通了。在《百家讲坛》之前,我跟电视已经接触很长时间了,我会观察这里面有什么规律。我现在做的就是三个对接: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学者和大众的对接,学术和传媒的对接。对接起来以后,才能够利用现代传媒的平台来传播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 “俗不可耐,假不正经” 记者:一场自编、自导、自演的学术独角戏,你说的话很有标题的感觉。翻看你的报道,会经常看到很多这样惊人之语。你一直就这么说话的吗? 易中天:这是我的一贯风格。我在当老师时,就是这样说话的。我想可能是有这么一个时空点,刚好让我碰到了。《百家讲坛》发现我也是很偶然的。据他们总策划解如光说,他是在看王鲁湘做的《纵横中国》时,发现其他人都在引经据典,但我却在说“面”。我讲热干面,讲到武汉人的性格。他说,这个人做《百家讲坛》合适。后来他们找我,而电视节目之前我已经做过很多了,在学校课堂演讲也不是新鲜事,不就是换一个地方演讲嘛。所以我就来了。播出来以后反应这么激烈,我是没有想到的。 记者:你“时空点”的说法,是否指在经济发展、社会开放这个大环境下,人对电视、对学术都产生了一种新的需求,这种需求要求它们变得更贴近普通人,不再高高在上? 易中天:我想可能是有的。因为我们正在朝一个民主的社会发展,一个民主的社会就是平民的社会,平民风格肯定会受欢迎的。上次做《拷问易中天》这个节目的时候,一个13岁的小女孩说:“易老师跟我们是平级的。”她用了“平级”这个词,我觉得她说得挺对的。陕西的《华商报》采访过一个观众,说:“我就喜欢他的俗不可耐。”后来有人问我,接受这个说法吗,我说我接受,还可以再加四个字“假不正经”。它背后是两个字“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