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思想短路”从80年代最后一年至今，似乎还没有停歇的迹象。从内部产生的“新儒家”，从外部引进的“新马”，都有文化决定论倾向。两家学说在符号形式上相距甚远，一中一西，但就思维方式而言，它们都能共享黑格尔，可以在黑格尔那里找到夸大精神观念以致首足倒置的共同语言。除此之外，另有两点也值得同情。一是知识分子的言说是在一个被限定的范围内伸展，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州只能在被限定的范围内讨论有安全系数的问题，那一道樊篱不仅封闭外部更为广阔的真实问题，也影响樊篱内可言说问题的健康发展。这是一个现实处境。二是知识分子的集体性“阿Q精神”，每当在现实世界中遇挫，尤其是重大惨烈之挫，只能退守书房，要不了多久，反而会对这种被限定的处境产生一种自欺欺人的深度阐释把自己只能在书桌上处理的符号世界夸大为现实世界的决定性因素，自己不仅不是被限定者，而且还是那个限定者的决定者，是自己的书桌决定着外部世界的走向，而不是外部世界的限制迫使自己退进了书房。这是一个精神病症。如果说现实处境理应同情，那么精神病症则可以批评。我称这种病症为“书斋里的被动语态革命”，被动者颠覆主动者，只需在符号上改变语态，将被动语态转换为主动语态即成。马克思称德国古典哲学是德国人只敢在书房里进行法国人在政治上的革命，大致也是这一意思。